金代醫學家(約1156-1228年)。字子和，號戴人，睢州考城(今河南蘭考、睢縣》。精于醫理，嘗入太醫院任職，但不久即辭歸，與當時名醫麻知幾、常仲明等砌磋醫理，辨析奧義。甚學宗劉完素，主張攻邪，反對妄用溫補，力主“邪氣加諸身，攻之可也”，要祛邪正始能安。其思想主要表現在“三法六門”，即以汗、吐、下三種攻邪之法，以駕馭風、寒、暑、濕、燥、火六種外邪。由于善用攻邪之法療病，故后世稱之為“攻下派”之代表。然其治病亦主張辨證論治，而非一味妄攻，攻邪有其適應癥，也有禁忌癥。邪去之后，需用飲食調補之，每能出奇制勝，如其據《內經》“驚者平之”之訓，以木棒敲擊木幾之響聲治驚恐得病2例，亦一種心理療法。所著有《儒門事親》，乃其代表作也。此外，尚有《三復指迷》、《子和心法》、《汗吐下法》、《秘傳奇方》等。
在學術上，張從正精于《內經》、《難經》、《傷寒》，同時也提出了“古方不能盡愈今病”的著名論點。張從正對于疾病的認識很有獨到見解。他認為治病應著重祛邪，祛邪就是補正，不能因害怕使用攻下藥而一味用補，因而創立了獨特的“汗、吐、下”攻下法，并能運用自如，治好病人無數。所謂的“汗、吐、下”三法，并非單純的發汗、嘔吐、泄下三種具體治法，而是分別代表著三類驅邪外出的途徑。汗法，是指用藥發汗，以及用針灸、洗熏、熨絡、推拿、體操、氣功等方法達到祛除表邪目的的方法;吐法，不單是指摧吐，凡豁痰、引誕、催淚、噴嚏等上行的治療方法都屬此類;下法，不單指泄下，其他像行氣、通經、消積、利水等能夠驅除里邪的方法亦盡屬此類。因此，張從正歸納的“汗、吐、下”祛邪法，實際上是中醫理論中“扶正祛邪”大法中以祛邪為主的這部分內容。而他認為先“祛邪”，才能扶正，邪去則正自安，對于實證陽證，這種方法也是非常奏效的。
他還主張治療以食補為主，并反對亂用溫熱藥物峻補的方法。可以說，張從正的理論是建立在劉河間的“火熱論”基礎上發展演化而來的。人體諸邪皆易化火，一味地溫通峻補只能使人體的痰熱實邪壅滯，引發更多的疾病。這種論點，實際上是針對當時社會上的不良醫學風氣而言的。而張從正本人也十分重視辨證論治，并非見病即攻，在治療過程中也一定要視病人的具體情況，選擇適當的治療方法。尤其是年歲較高的老人，身體羸弱的兒童，都是他強調不可亂攻的對象。
張從正創立了“攻下派”，療效頗佳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，也是他醫術精湛，辨證準確的見證。歷來，醫家對于“下品”藥物的使用都十分謹慎，而他能夠對于這類藥物嫻熟使用、準確把握和對各種病證的應對自如，足見他深通醫理，熟識藥性，臨床經驗也非常豐富。反觀今天，對于中醫學尚未達到一定熟練程度的初學者和年輕醫生，切不可一味地模仿和追求新奇，簡單而無辨證的照搬張從正的治法和方藥。一旦辨證失誤或者用藥不慎，很容易造成醫療事故，十分危險。所謂“藝高人膽大”，這也是后世醫家雖不敢盡取其方，卻十分肯定張從正本人在醫學上的造詣，并敬佩他的膽識和學問的原因。
張從正一生著述頗多，最著名的就是他棄官之后與學生麻知幾、常仲明等共同寫成的《儒門事親》一書，書中記述了他的主要學術觀點。而該書收載的文章中，有許多是辯論性的文章，像《高技常孤》、《群言難證——謗吐》、《謗三法》、《謗峻藥》、《同類謗才——群口誣戴人》等。由此可以看出，當時他在學術上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，因為他敢于直言當時醫界妄用溫補的弊端，觸動了許多不學無術者的利益，因此他們嫉妒他，怨恨、圍攻、嘲笑，甚至誹謗他，但他從不妥協，剛正耿直，并以精深的學識力辯群醫。當時，來到張從正家中的有識之士絡繹不絕，高人才子日不離門，這也是對那些庸才最有力的抨擊。
《金史》稱：張從正，字子和，睢州考城人。精于醫，貫穿《難》、《素》之學，其法宗劉守真，用藥多寒涼，然起疾救死多取效。古醫書有《汗下吐法》，亦有不當汗者汗之則死，不當下者下之則死，不當吐者吐之則死，各有經絡脈理，世傳黃帝、岐伯所為書也。從正用之最精，號“張從正汗下吐法”。妄庸淺術習其方劑，不察脈原病，往往殺人，此庸醫所以失其傳之過也。其所著有“六門、二法”之目，存于世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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